有時,一部電影像首詩;有時,一個人,他的一生也像首詩。那人叫張國榮,或者何寶榮。四月,依然特別想他,依然在日常讀詩,剛好讀著一本叫《困難》的詩集,書腰文案寫:「時間是最困難的事了,時間,我們在其面前醜態盡露、毫無遮掩地懊悔、傷楚、衰微……想及某夜裡重看不知第幾次的《春光乍洩》。」

如果要我用最簡單方式告訴你,時間到底指向什麼?那便是開始和終結,便是生老和病死,便是一條黑髮和一條白髮之間,最難以互相配合的親密距離。詩人達瑞寫詩十多年後,用人生中的各種困難濃縮成另一種含蓄曖昧的《困難》。然而他說,這是第一本詩集,也是最後一本。

最後——這又是什麼時間和空間的情感概念?像張國榮走了十五年嗎?像世界盡頭的那座永恆孤獨的 燈塔嗎?像在最後了之後,我們還是會傻氣地像何寶榮講出那句『不如我哋重頭黎過』嗎?

不可能的了。所以,殘忍是時間,困難是渡過。渡過那些無法挽回之後的日常,渡過那些會不斷重覆的無常。

詩生活的某個角落,剛好放著《春光乍洩》的電影海報,夜空混著北極綠光下,是何寶榮模糊不清的側臉,依然輕輕地刺痛著我們。四月走了一半,台北準備迎接炎夏,炎熱的時間要來了,但我只想停留在達瑞所寫的〈夏初〉:

世界澄澈如鏡,

洩漏了時間的指紋

泛黃的笑意於逆光中

翻閱,與風平行

以回憶的速度前傾

草平面又上升了一吋,

天空還在擴張

每道窗外都擠滿了

起飛的慾念,

突然你感到身後

也稍稍伸出了翅翼

文/陸穎魚(詩生活店長)